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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土改的鬥爭大會 |
前言：
在十多部紀錄片裡，為什麼最後挑上”暴風驟雨”作為期末報告主題？學期初，原本對平反林昭的”反右運動”十分有興趣，後來看了”老媽蹄花”，被其辛辣內容的震憾，又改變了主意，但最後看了”暴風驟雨”之後，才終於停止了心猿意馬，有了最終的定奪，選擇了中國土地改革運動為這次的主題。依我之見，土改非但是一個可對中共政權見微知著的歷史憑證，而且是個一場大大改變中華民族的政治運動，不論在經濟還是文化上，其影響力至今猶存（其影響力不亞於文化大革命）。本文大致以三個層面分析土地改革對中國的影響，分別為政治，經濟，社會，嘗試用多元角度論此土地改革利弊，避免用直觀印象來一言以蔽之。發生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土地改革，不僅徹底地改寫了中國歷史，而且對中華民族的衝擊是滲透到最基本的個體，反應了那時代的一大動盪，其影響值得好好的探討。
中共建政的必要之惡？
近代國家政權的變遷，常伴隨著土地改革，目的在於改善社會分配不均的現象，作為日後發展經濟之基礎。但是這由抗戰後期開始轉為激進的土地改革，基本上已經背離了經濟發展的主軸，共產黨的理念看不見發展經濟的動機，而是藉由冠冕堂皇的社會正義為藉口，行反抗奪權之實。
1926年7月，也就是土改的一開始，共產黨在第四屆擴大會議中提出了”二五減租”，減輕佃農田租25％，以及禁止重利盤削，最高年利率不得超過20％的規定，此方法基本上國共分歧不大，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，對於推動反對土豪劣紳，打倒軍閥，發動北伐戰爭上起了不小作用。而後隨著抗戰爆發，共產黨通過了<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>，其決議指出：”承認富農的生產方式帶有資本主義性質，富農是農村中的資產階級，是抗日與生產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力量。富農不但有抗日要求，而且有民主要求，黨的政策不是削弱富農階級與富農生產，而是在適當的改善工人生活條件之下，同時獎勵富農生產與聯合富農。但富農也有一部份封建性質的剝削，對富農的出席也需照減。”，這段決議可看出，共產黨了解富農的經濟地位不可抹滅，且為了抗戰，富農是有存在必要的，所以其並未走向武裝暴力一途，訴求整體來說算是和諧。到了抗戰末期，日益壯大的共產黨擴大了土改規模，將根據地擴展至華北、山東、陝甘寧區以及東北，普遍開展了減租減息運動和反姦清算，儘管如此，土改仍未走上鬥爭的極端之路，並未造成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決裂，在某些方面甚至承認地主豪紳的資產地位，政策上也有點類似日後國民黨在台灣所實施的三七五減租，造成的社會動蕩不大。
然而，隨著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，中共的土改政策越走越極端，由劉少奇領導的土改部隊，開始在解放區推動暴力流血運動，挑撥地主與農民之間的嫌隙，進行土地以及財產鬥爭，但是為何中共在此時有如此劇烈轉變呢？
許多歷史研究資料指出，共產黨在內戰的勝利，最主要原因來自於源源不絕的精神力量，而毛澤東最佳精神力量的傳播便是由土地改革來實踐，中共當局深知土改能量，為配合戰事需要，土改運動成為了中共對抗中央的最有效的煽動力量，明則昭告天下，主導輿論方向，暗則擴充兵源，鼓動無知農民。從歷史脈絡可循，土改是中國共產黨發展最核心的依歸，也成功的成為了奪取江山的利器。
隨著戰事越來越緊張，土改持續地為中共累積能量，在往後的幾場戰役中竟成了主導戰事的關鍵因素，歷史研究者李煒光曾寫道：”這時的激烈土改，實際上是一種戰時財政動員，而且隨著戰事的烈度和規模急遽擴大，解放軍大兵團作戰的人力、物力需要日益急迫，這種戰爭動員手段的財政意義就越來越突出。”由此可知，土改成為了戰時的最佳動員能量，在整個內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
至於土改之所以建立在”仇恨”與”煽動”上，並進行大規模暴力運動，就是為了其軍隊提供可靠的兵源，運用心理戰，造成農民一無反顧的投靠共產陣營。一方面來說，土改給予了社會底層的農民擁有自有土地的機會（當然是場騙局），使得廣大農民願意為共產黨挺身而出，這是利誘。二方面來說，土改的過程建立在鬥爭與報復，血腥殘殺地主示眾的行為激化對立，可說是逼民上梁山，清算地主使全村村民為共犯，使其生活在恐懼之中，為了怕國民政府秋後算帳，許多村民才鋌而走險倒向共產陣營，這為威嚇。
綜觀來說，共產黨在土改運動上選擇站在歷史上最沉默的一群－農民身上，卻匯集了極大的動力作為內戰所需。以下資料來自中共官方文件，就可證明以解放軍以土地改革作為戰爭力量的補充，“經過一年多的鬥爭，解放區約有三分之二的地區基本解決了土地問題，取得很大成績。但是，還有三分之一的解放區沒有進行土地制度改革，已進行土改的地方，有的也不夠徹底。同時，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的新形勢，要求解放區更加普遍深入地開展土改運動，以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的革命和生產積極性，使正在勝利發展的解放戰爭獲得源源不斷的人力、物力支持。”－<資料取自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，全國土地會議，1947>
中共利用農民作為解放戰爭的力量，最顯著的例子莫非徐蚌會戰（中共稱為淮海戰役），此會戰確定了國民黨失守大陸，是整個內戰的轉捩點，其中最著名的經典名言為解放軍開國十大元帥之一陳毅所曾描述的：”淮海戰役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！” 。身時指揮官的他，證明了土改在解放戰爭中發揮極大的力量。
淮海戰役中，為何擁有重裝武力的國民黨80萬大軍會一敗塗地，輸給僅60萬的解放部隊？眾多資料顯示，決定淮海戰役的不是軍備優良、不是將兵勇猛，而是軍隊後面關鍵的後勤補給，在此戰役中，解放軍動用了約540萬民工負責後勤補給的工作。雖說日後中共常拿此證明民心向背，歌頌農民支持解放戰爭。但是，農民被拴在殘酷無情的戰爭機器上，白白犧牲生命，不管出於自願或是被迫，確確實實成為了戰爭中的一個棋子。
甚至在共產黨有效統治大陸後，仍持續使用暴力鬥爭方式進行土改，來鞏固尚未穩固的政權。國家建立後，明明可以用行政命令分配地權，中共卻仍持續推行血腥土改。劉少奇在1956年做政治報告時的一番話可以解釋原因：”我們黨沒有採取單純依靠行政命令、恩賜農民土地的辦法去進行土地改革。用徹底發動農民群眾的群眾路線的方法，充分地啟發農民特別是貧農的覺悟，經過農民自己鬥爭，完成了這一任務。由於我們採取了這樣的方法，廣大的農民就站立起來，組織起來，緊緊地跟了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走，牢固地掌握了鄉村的政權和武裝”。因此，利用暴力鬥爭方式，中共政權成功地把觸角伸向每位農民，而地主與富農成了中共建政最無辜的犧牲者。
土改讓中國的經濟先天跛腳？
談到土地改革對經濟的影響，全世界著名的例子近在咫尺，就發生在國民政府播遷來臺後的一連串土改政策，台灣的土地改革基本上分為三步曲，第一為”三七五減租”，降低佃農租金的負擔，第二為”公地放領”，將戰後日本留下的公地釋放給農民，第三為”耕者有其田”，顧名思義就是讓佃農擁有屬於自己的土地。與中共土改最大不同之處，發生在台灣的土地改革並未造成階級對立和流血衝突，是許多學者稱頌的”和平土改”。相對於中共土改建立在意識形態的實踐與戰爭的動員，國民政府的土改運用的是經濟手段，利於國家發展，比方說，”耕者有其田”雖然使得地主失去了土地，但他們卻轉為投資工商業，成為了持有股票的資本家，加速國家產業轉型。
反觀土地改革後的中國，真的如同共產黨所宣稱的，解放被封建生產關係束縛的農業生產力，為中國日後的工業化作足準備？這答案確實是否定的，土改後的中國，只是一場大災難的開始，一場荒謬意識形態鬧劇的序幕。
為何土地改革無法富起來，反而造成衰退，在於先天不良，後天失敗，土改的方式已錯，而後的人民公社又再次地毀壞了經濟，根據資料顯示：”土改後1958年到1978年，中國農民人均收入總共僅僅增加60元，平均每年每人增加3元，其間還發生至少五次的通貨膨脹”---<資料取自中國農村研究>，土改的最大失敗點在於共產黨空泛的意識形態追求，以致於土改後的一連串的政策無法記取前車之鑒。舉例來說，如果要追求高效率的農業生產，提高農業生產率，勢必要加大技術和資金的投入，像是肥料、水利設施、新品種開法等等，而土改後的農民雖然擁有了土地，卻沒有相對的知識與技術投入生產，造成生產力反而退化。在”暴風驟雨”影片中，老村民高鳳桐提出了最貼切的例子：“一個窮人從地主搶了駿馬，卻不會用，把馬賣了換了牛和一筆錢，錢花的挺兇，牛也用不好，只好換了毛驢，毛驢沒力氣耕田，沒法用，不久又換了ㄧ隻羊，最後羊殺了他啥也沒有，最後他還得窮。”，此話道盡無奈。
土改後經濟的失敗，跟地主的消失有極大的關連，根據中共官方統計：土改後的地主戶數降至2.4％，剩下來的地主已經是風中殘燭，大難不死，因背負資產階級的原罪，在農村屬於次等階級，無法翻身。談到經濟學，最基本的認知就是人的能力有高低之分，要把人才放在最適合的位置上才最有效率，也是比較利益原理的精隨，這非在倡導階級制度，而是在合理的範圍內講求真公平。
但土改卻是反其道而行，根據<華北地區土地改革運動的政治運作>指出，晉冀魯豫的武安九區的土改經驗總結為：“中農平均產量超過貧農平均產量的一倍以上，不動中農就很難填補起來，如果沒有堅強的領導，很難不再侵犯中農利益的錯誤。”，間接承認了土改是場反效率的鬧劇，由此可知，土改的精髓竟然是在弱者鬥強，一種均貧的思維。再者，當時流行的謠諺：“鬥了地主鬥富農，鬥了富農鬥中農”，“割韭菜，割了一茬又一茬”，社會資源耗費在搶奪與鬥爭上，經濟自然無法有效的發展，而且地主富農的消失，無法填補工業化的中產階級，也是中國之後經濟飢弱不振的原因之一。
原本善於經營農村的地主消失後，許多貧農得了土地，卻不會利用，且缺乏有效的資金調度、資源整合，造成中國農業停留在最基礎的階段，無法突破。農村少了中產階級，相當於失去了資金調度的活水。乍看照顧農村、保護農民的土改，事實上是自斷手腳，作繭自縛。土改的大勝利，造成共產黨狂妄心態，再緊接土改後的大躍進，又是一場大災難。
然而土改最諷刺的就是，1953年中共中央做出<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決議>，又把農民手中的土地，交給了政府，等於說一切運動到最後，非但農民沒有擁有自己的土地，以前辛苦掙錢買地的模式，也化為烏有，土改之後，農民失去了賴以為生的土地，成了共產世界下孤獨的一個勞動單位，這時候，農民才是名符其實的“一無所有”。
直到今日，中國農村仍貧窮落後，農民生活水準依舊苦不堪言，土改對經濟的傷害，真的能用數字估計出來嗎？我抱持懷疑的態度。
失落的一代？
土改對中國的傷害，絕不只幾百萬條人命，連千年的中華文化，都一連葬送下去了。
儘管在建國之後，中共實行土地改革，都未遵循任何法律程序，而是採用民粹方式，把衝突推到每一位人民身上。最常見的情況就是隨意靠幾位幹部先從中挑撥，開”訴苦大會”，營造氣氛，緊接著讓群眾公開控訴，台下先暗中布幾位樁腳，講到激進處便喊殺，隨意處死，造成農村恐怖氣氛瀰漫。
再怎麼善良純樸的人，被放置在整個憤怒的群體中，終究選擇了明哲保身，被迫加入鬥爭的假戲。舉例來說：當時廣東省流行的口號是”村村流血，戶戶鬥爭”，到了白熱化的階段，冤死的人不計其數。法國學者編撰的<共產主義黑皮書>(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)透露，中國的土地改革運動，在批鬥、公審、及其他形式的殘酷鬥爭中，被處決的地主200萬人左右，遠比中共官方所公布的多上好幾倍。
在”暴風驟雨”影片中也提到：土改後來已流於暴民運動，變成鬥爭競賽，人人自危，情況愈向激進靠攏，最後甚至出現村村鬥爭競賽，殺人成了稀鬆平常之事，許多地主被操家滅族，更有許多無辜者白白犧牲性命。這也造就了此一段話：”打死地主一百、死不了一個貧農，就不要緊。”－<帶刺的紅玫瑰-古大存沉冤錄，楊立>
與其相信中共官話所塑造的“無產階級覺醒”，事實的真相卻是，土改是由地方上的地痞流氓為先鋒者，（影片中的丁奶奶就是最佳的證據），毛澤東也曾經說過：”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，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，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、最徹底、最堅決者。” 固中共政權的“土匪性格”，由此來矣。
中國自古以來一直以中央由皇帝掌權，地方透過士紳階級統治，士紳的歷史地位不容小覷，地方士紳常是飽讀詩書，維繫文化的香火，縱觀整個中國歷史，舉凡韓愈、蘇軾、柳宗元都曾因貶謫而出仕地方作官，其助教興學、主持正義、倡導文化、救濟鰥寡孤獨仍受後人稱道。長久以來，就是靠這種士大夫，來領導社會，維持地方和諧。
當士大夫文化被摧毀之後，社會少了中堅力量，沒有人主持地方事務，造就了現今中國道德敗壞的主因。在土改死亡者中，並不全然皆是地主富農身分，有許多是地方具有名望之士，像是老師、村長、或是家世顯赫者，都成了代罪羔羊，這一摧枯拉朽，中國傳統美德消失殆盡，尊師重道反成了反革命的罪名。
不僅如此，土改真的代表的是絕對集權制的產生，歷史學者秦暉有此見解：“土改的最真實目的，是為了徹底消滅農村傳統的一切社會紐帶，摧毀小共同體，使廣大農民變成孤立無助的一盤散沙，而後就可以很方便地建立起黨對農村的全方位的嚴密控制，也就是極權主義體制，為大共同體。” 在中國傳統社會上，地方士紳扮演著地方民代的角色，用以在中央與民眾間的一個溝通橋樑，在廣大社會中，民眾個人的意見是無法有效傳達至中央，必須透過社會中的知識分子或是地方官員，才能將民間疾苦有效傳達。自古以來，士大夫文化為中國政治的代表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，北方士族為了躲避連年戰亂，並保存珍貴中原文化，大舉南遷，這是中華民族以家為核心的珍貴民族性。
土改後的中國，各個地方士族摧毀殆盡，農村少了這些富而好禮、寶讀詩書的文人，取而代之的是共產黨的地方幹部，先前提過，這些皆為三教九流之輩，平時胡作非為、急功好利，對上級阿諛奉承、逢迎拍馬、沒有思考能力，充其量只不過是共產集權制下執行者，這也造就後來”大躍進”中，糧食在倉中腐爛，人民在路上餓死的奇景。
土改之後，大躍進、三反五反、文化大革命等運動，共產黨政府一直重複的作錯誤決策，並在錯誤中無法學習前車之鑑，這種情形其實其來有自，一個健全的社會中，往往能反思、檢討，矯正錯誤，靠的就是廣大的知識分子，地方的士紳，反應民情，提醒政要，但當他們遭到打壓、迫害、抽離，整個社會就像失去了思考能力，成了失落的一代。
最後獻上一首歌，悼念那時代的受害者。
最後獻上一首歌，悼念那時代的受害者。
